母亲叹息了一声，这个岁数也倒不算小，可你三爷平时的身体那个好呀，腰不弯，背不驼，红光满面，仙风道骨。可怎么就走了呢？

　　没什么病，身体很好的，每天散步、读书，走的时候，手里还捧着一本《龙云传》，你知道的，龙云是我们老家人嘛。去书屋读书的张老四跟他打招呼，他老是不搭理，待走近一摸他的鼻孔，没气了，也算无疾而终吧！

　　母亲的话简洁明了，像个知识分子的口气，还知道《龙云传》，还懂得仙风道骨，还懂得无疾而终。可母亲在我的印象里，是大字不识一个的。我都觉得有些奇怪了。

　　母亲说，咋个变？这些年肩膀疼，腰也疼，下地的时候，腿脚不灵便了。还有，头发也少了，全白了。

　　我笑着说，妈你真幽默，我说的不是这个，而是你说的话，简直就是一个饱读诗书的大家闺秀。

　　母亲说，旺子呀，你就别取笑妈了，你说你都几年没回来了！你三爷走了，你小时候，他对你有多好，你是知道的，他是我们家的恩人呀！这些年，我一有空就去你三爷的便民书屋，跟他学写字，学读书。也是，现在不时兴写信了，要不，我都可以写信给你了。

　　母亲又长长叹息了一声，然后说，你能回来就好，你三爷也不算白疼你，妈也想你了，要是一家子都回来，那就更好。不过，你说五年没回来了，其实是五年零八个月又十一天了。

　　一九七五年，七岁的我，在老家清水沟读一年级。我是家里老幺，上面还有一个哥哥。这一年，十七岁的大哥在一个远房亲戚的介绍下，到湖北去修铁路。

　　在这里要说说我们清水沟。清水沟不只是一条沟，它是我们村子的名字，不知从哪一代起，我们这个有两百来户人的村子，就因为这条穿村而过的、从未干涸常年流淌着清泉水的沟而得名。清水沟在峡谷里，常年都热，特别是夏天。几乎所有村里的人都喜欢在清水沟里洗澡，甚至晚上在沟坎边搭几块木板垫几张凉席睡觉、吹牛、唱歌、嬉笑。说也奇怪，清水沟的人皮肤白净细腻，性格单纯热情大方，不夸张地说，盛产帅哥美女。

　　清水沟村地处边远，很多人都是不识字的，要是有的家庭有亲人在外面闯世界写信回来，必然要请杨三爷去读信并且代写回信。村里人都把杨三爷喊作“杨眼镜”。杨眼镜个子不高，瘦，戴一副酒瓶底厚的黑边眼镜，走路喜欢背着手，低着头，身子往前倾，步子缓慢，悄无声息的，好像是用脚尖走路又怕踩到路上的蚂蚁似的。杨眼镜是那时我们村子里唯一的高中生，并且还是在当地最好的学校读的高中。

　　我的父母一天学堂都没进过，可以说一字不识。每次大哥来信，我妈都要去请西村口的杨眼镜来家里读信。杨眼镜读信有板有眼，语速不慢不快，声音不高不低，按时下流行的说法就是抑扬顿挫、声情并茂，听起来特别打动人心。杨眼镜读我哥的来信，我们一家人常常听着听着就流下了眼泪。

　　杨眼镜写信也是很特别的。他用毛笔写信，小楷，每个字都好看得不得了，就像我们村子里的大姑娘，水灵灵的。我后来才知道杨眼镜写的字体，是模仿唐代书法家钟绍京的《灵飞经》字体，我后来也特别喜欢这字体，笔力遒劲、气韵生动。我对书法的热爱，杨眼镜算是我最早的启蒙老师了。

　　我大哥离家去修铁路后的第四十五天，我妈收到了大哥的来信。邮差要从镇上走四十里山路才能到达我们清水沟。我妈我爹在山上打柴，在漠漠的阳光里看见一个戴着墨绿色的帽子、穿着墨绿色的衣服、裤子和草绿色的胶鞋的中年男人，拄着一根棍子从羊肠小道上走了过来。

　　我妈想了想，忽然对山那头的我爹喊了声，泥菩萨，我们清水沟有没有一个叫周大旺的？

　　我妈哈哈笑了起来，她说，是嘛，我是听说过你叫周大旺的嘛！自打认识你，知道你心善，不说话，像泥巴捏的菩萨一样，老老少少都叫你泥菩萨，我也就叫你泥菩萨了，还把你的大名都搞忘了。

　　男人听着我爹我妈的对话，眼睛一眨一眨的，很是疑惑，世界上竟然还有把自己名字忘了的人！

　　我妈伸出手就去邮差手里拿信，男人把手往后一缩，严肃地说，你确定你家就是周大旺家？

　　我妈着急地说，我家泥菩萨就叫周大旺，不信你问他，我家大贵就在湖北修铁路呢，他说领了工资就给我们写信的。

　　男人把信递给我妈，我妈把信拿在手里，翻过来倒过去地看，像烙大饼一样，然后又把信举起，对着太阳看，好像透过信封，就能看见我哥在铁路上劳作的样子。

　　回到家太阳已经偏西，我妈撮着嘴,噗噗地吹掉矮板凳上的灰，热情地请邮递员坐下。

　　我妈对我爹说，泥菩萨，你烧好肉，先烧点开水，给客人喝，坛子里还有米，你先淘好煮上，我去请杨眼镜来我们家吃饭。我爹“嗯”了一声，把肉放在一个铁锅里，就提起黑水壶到木桶里打水去了。

　　我看着铁锅里还在冒油的肉块，贪婪地吸着肉的香味。我暗自高兴，今天晚上有肉吃了，有大米饭吃了。这种生活一年是碰不到几次的，平时我们家都是吃洋芋，吃荞疙瘩饭。我馋得口水都快包不住了，肚子也咕咕地叫个不停。

　　不大一会儿，我妈和杨眼镜来了。我妈在前，杨眼镜在后。进屋后，我妈弯下腰，撮起嘴，在一个矮凳子上吹了一下，热情地请杨眼镜坐下。杨眼镜看了一眼正在喝水的邮差，轻轻坐下，随即又站了起来，把他随身背着的一个黑布包从肩上取下来。他看了看乌黑的墙壁，估计是找挂包的地方，然后又兀自走到我家同样乌黑的供桌柜前。我妈赶紧跟过去，伸手去接杨眼镜手里的包。

　　我妈赶紧把供桌柜上杂乱的物件往一边摞，然后用袖子抹了几下桌面上的灰，笑着说，放这儿吧！

　　饭菜做好了，一碗切成片的腊肉，一碗酸菜洋芋汤，还有一盆青菜。这是我家除了过年外最高规格的饭菜了。

　　邮差显然是饿坏了，一会儿就吃了两碗饭，他把一片腊肉放在米饭上，用筷子一扒拉，连肉带饭一大口，嘴都快包不住了，只囫囵地嚼一两下就吞进肚里。他用手背抹了抹嘴角的油，赞叹说，我一辈子都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肉。杨眼镜吃饭就很斯文了，细嚼慢咽的，每吃一口饭，就会用手扶一下他那酒瓶底儿厚的黑边眼镜。我妈一个劲地给邮差和杨眼镜盛饭夹菜，邮差几乎来者不拒，杨眼镜却伸出细长的手挡住我妈夹菜的手，轻言慢语地说，嫂子，不必客气，饭菜上桌就各管各了。说着还斜眼看了一眼狼吞虎咽的邮差。

　　我发现我爹和我妈的饭碗里只有半碗饭，他们吃得很慢，给自己夹肉的时候，只夹一点点，然后放在嘴里老半天咽不下去。这跟他们平时吃饭完全相反。

　　我的吃相就跟邮差一模一样，稍不小心就会连碗一口吞下去。我每次把筷子伸向肉碗，我妈都会瞅我一眼，我只得瞄准目标，飞快夹上一块肉，放在碗里，退到大人们的身后去狼吞虎咽。杨眼镜把这一切看在了眼里，他夹了一大块肉给我，说，小孩子正是长身体的时候，多吃点对身体好。他又斜了一眼邮差。

　　吃完了饭，天已经黑了下来。杨眼镜说，把桌子抹干净，做好写信的准备工作。我妈找来一块破布，用热水洗干净，把我家吃饭的方桌足足抹了五遍。我家的方桌不大，中间开了一条手指宽的裂缝。我妈看裂缝一眼，又看杨眼镜一眼。杨眼镜明白了我妈的意思，说，不要紧的，用一边就行。

　　方桌摆在屋子的正中，一条木凳在里侧，杨眼镜坐在凳子上，面向大门。我妈把煤油灯的灯芯拉长了一些，点燃，火苗比平时高出了一倍。

　　杨眼镜把黑布包从供桌柜上取下来，慢慢打开，往桌上放东西。先是一个土碗，灰褐色，接着是个一寸多长的条形物件，然后是几张白纸，一支筷子粗的毛笔。最后把一块折了几叠的灰布打开，里面躺着的是一块墨锭。

　　杨眼镜说，先研墨吧！他让我妈把烧水壶提来，往土碗里倒了一点水，刚好盖过碗底。然后用拇指食指中指捏紧墨锭，在碗里缓缓地画圈，我爹我妈和我坐在桌子对面，静静地看着杨眼镜画圈的手，都没有说话。邮差坐在火塘边，喝着水，好奇地看着我们。

　　碗底的水变黑了，杨眼镜还在画圈，然后他把碗端起来，凑到鼻子底下闻了闻，又把碗放下，说，把信拿来，先念信。

　　我妈双手把信封递上，杨眼镜双手接过，举到面前，对着灯看了看，说，这娃的字写得不赖。又说，加把柴把壶里的水烧开。我妈照做。

　　水壶里的水烧开了，壶盖叮叮当当地响，壶嘴冒着白气。杨眼镜从布包里取出一根薄薄的竹签，把信封的一端伸到壶嘴处，让白气喷在信封上。之后用竹签伸进信封的一角，轻轻地挑，信封就毫发未损地打开了。杨眼镜端端正正地坐在屋子正中的凳子上，我和我爹我妈像小学生一样端端正正地坐在对面，听杨眼镜念信。杨眼镜的声音好听极了，每一句话都像夏天的清泉缓缓地流过我们的心田。

　　我妈说，就说只要他好好的，我们就放心了，叫他不要担心我们，我们什么都好好的，小旺的学习好得很，他爹和我的身体也好得很，叫他要注意休息，一定要吃饱穿暖。总之就是不要太挂念我们。

　　我爹说买球官方网站，给大贵说，我们家自留地里的青菜叶长得好得很，家里的那头小猪也长得快得很，一个多月就长了好多斤。

　　我们一家和邮差就坐在火塘旁，都不说话，怕影响杨眼镜写信。我妈用棍子轻轻拨了一下白色的灰烬，白灰就像小虫子似的飞起来，火塘立即变得鲜红。我妈说，这种火烧来的洋芋特别好吃，外面的人都喜欢到清水沟来买洋芋，说我们这里的洋芋比别处的都好吃。我妈就用棍子在火塘里拨出一个窝，把洋芋倒进去，再用滚烫的白灰盖住。不一会儿，屋子里就飘荡着洋芋的香味。

　　杨眼镜低着头，一声不吭，在煤油灯下认真地写信。我妈低声对我说，你看你三爷多用心，你读书就要像你三爷一样认真，听进去没有？我连忙点头，看着三爷端端正正写信的模样，崇拜极了。

　　当我妈把烧好的洋芋用篾箩筛得金黄的时候，杨眼镜的信也写好了。他抬起头，做了一个扩胸运动，说可以了，过来我念给你们听吧！没问题的话，就请邮差明天一早带回镇里寄出去。

　　杨眼镜抑扬顿挫地念信，这让我们再一次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，我们想说的，三爷全都写进去了。杨眼镜念出来的内容，就像一个妈妈对着远方的儿子掏心掏肺地说话。

　　这时，邮差站了起来，从墨绿色的帆布包里掏出一个蓝白色的信封，说，老师，请你在信封上用你的毛笔写上地址和姓名，我的字写得丑，跟你写在信里的字不配。

　　杨眼镜写好信封，把信工整地装进信封，又把封口的边折叠好，说，有糨糊吗？要封口。

　　邮差说，没事，我带回去用专用糨糊粘好，请放心。又说，信封、邮票，我会为你们垫付，不收你们钱了。你们清水沟人真是太好了，厚道，让人感动，还有像杨老师这样的大才子，佩服，佩服！

　　杨眼镜坐下，吃了一个烧洋芋，站起身就往门外走。我妈说送他。他说，不用，在这地方混了半辈子，哪里有棵树，哪里有道坎，我闭着眼睛都知道。

　　第二天早上，太阳刚露出半张脸，邮差就背着包走上山路了。我们一家站在土坎上，向他挥手。邮差走出好远了，还回过头来说，清水沟的人太好了，以后一有你们的信，我就及时送来。

　　我妈说，谢谢你啊，大兄弟，以后还是住一晚上再走，我回头就养几只鸡，等你哈！

　　以后最多两个月，邮差就会来清水沟一趟，送我大哥的信。邮差依然在我家住一晚，我们家依然热情地接待，杨眼镜依然为我家念信、写回信。大哥几乎每隔两个月就要向家里写一封信、寄一次钱。每一封信里都有一句必不可少的话：爹，妈，你们辛苦了，再苦再累，都一定要让弟弟好好读书。我挣下的钱，除了生活费，都寄回来帮衬家里。

　　每次回信，我爹我妈都要请杨眼镜写上一句：大贵儿呀，你就放心，家里好好的，小旺学习好得很，你不要老是往家里寄钱，一定要吃饱饭，不要饿着，你正是长身体的时候，天冷了，就买件衣服穿，不要舍不得。家里你就放心，小旺懂事呢，我们一家都好得很呢！

　　每封寄出去的信，邮差都不收信封和邮票的费用。让我最高兴的是，邮差每次从镇上来，都会为我带几个作业本，有算术的，有语文的。有时还带来几支铅笔，还带过一支钢笔和一支毛笔。他拉着我的手说，杨老师写的字真棒，像印出来的。你要向他好好学习。

　　有一次我妈对杨眼镜说，他三叔，你加上一句，就说让大贵有时间就好好地学你写字，让他把你写去的信保存好，不要丢失，今后带回来，以后让小旺学写你的字。你的字长得好，看着心头就舒服，每个字都是笑眯眯的，让人爱不够。

　　到我读三年级的时候，杨三爷把我拉到他的面前，一字一句地说，小旺，你已经是三年级的学生了，从下一封信开始，我就不再为你们读信写信了，这个任务就由你来完成了。

　　杨三爷从黑布包里掏出一本《新华字典》递到我手里，说，有不认识的字，问它。

　　现在，坐飞机到市里，再坐城际公交到清水沟，很是方便。路全是柏油路，房子是清一色的小洋房。五年前，我寄了十万元钱回来，让退休在家的大哥请人盖了一栋小洋房，一楼是客厅，二楼是我爹我妈的卧室，三楼是大哥的卧室。我的嫂子在十年前患病走了，大哥就一个人跟着爹妈过日子。大哥有退休金，爹和妈有养老保险金，还有高龄补助，还有种花椒的收入，日子过得很不错。

　　这天是杨三爷出殡的日子，村里的男女老少都来给三爷吊唁，许多在外打工的都回来了，整个村子热闹异常。杨三爷一辈子没有结婚，虽然没有后代，但他把村子里的年轻人都当成了他的后代。他把祖屋卖了，修了一排平房，把剩下的钱用来打造一个清水沟便民书屋，他就住在书屋最左边的那间房子里。他的事迹让媒体知道了，写了好多关于他的文章，后来得到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关注和支持，给便民书屋完善了设施，捐赠了许多书籍，目前这个便民书屋拥有图书两万多册，属于全市最有代表性的农村书屋了。参观的人络绎不绝。

　　我妈说，三爷一生都以书为伍，整天写写画画，村子里讨亲嫁女、起房盖屋、逢年过节凡是要写和画的，全都交给杨三爷。我妈指着我家每扇门上的对联说，你看这些字，全都是你三爷写的。每个字都是笑眯眯的，十里八村的人，都喜欢你三爷写的字。

　　村子里的风俗是，凡是上八十岁的人离世了，都是喜丧。大家高高兴兴办事，老年文艺队的还化了浓妆，热闹得像在过节。

　　有人说，周小旺，你是我们清水沟走出去的第一个大学生，又在大上海“做官发财”。杨三爷从小就教你写字，挽联一直还空着，就等你来写。

　　我也不拒绝，我也想给三爷做点什么。我就跟着我妈到了书屋。我被那整齐的大书架震撼了。分门别类的各种图书，能与真正的图书馆媲美。

　　整整齐齐的桌椅就有四十来张，一尘不染。三爷的办公桌很大，铺着一块毛毡，笔架上挂着大小不一的毛笔，笔墨纸砚齐全。我取下一支斗笔，铺开两张八尺条屏的宣纸，想着三爷干净透明的人生，他用一生守着他的清水沟，于是用颜真卿的笔法为三爷写了一副挽联：一尘不染书香音容宛在，两袖清风墨沁德业长存；横批：清水洗尘。

　　在我返回上海的那个晚上，我妈要我看一样东西。墙角的一只木箱，上面深褐色的油漆已经斑驳脱落，锁也生锈了，我妈打开生锈的锁，我看见了箱子里整齐地放着一大沓信封，全是大哥写来的信和杨三爷以及我写给大哥的回信。箱子的另一边，是我的作业本和课本。我妈说，我现在识字了——你三爷教我识字了，以后，我会把这些信拿出来慢慢读。想你的时候，我就慢慢地读。